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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寄稿本网站，围绕就业格局的变化与未来的课题发表了看法。[本月话题]将介绍这篇寄稿的主要内容。　　2012年中国GDP预计将低于8%，如果像许多经济学家或者国际组织预测的那样，按照7.8%算，则比2011年低1.4个百分点，比“十一五”期间的平均水平低3.4个百分点。即便如此，仍然高于政府7.5%的预期目标。长期以来，中央政府始终把不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作为保证就业的速度底线，然而，在2012年增长速度真实地低于这个基准时，却并没有产生对就业的冲击。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求人倍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统计的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为105，皆与2011年持平。　　这种现实要求在理论上做出一致性的解释，即以就业压力为基准，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接受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需要回答这样一个政策问题：长期困扰中国的就业矛盾是否从此一去不复返。本文将分析相应的问题，同时指出目前存在着，并将在今后进一步显现出来的就业挑战。 一、劳动力供求变化降低潜在增长率　　作为长期处于低生育人口转变阶段的后果，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了迅速且根本性的变化。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从2010年开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绝对减少，预计在2010-2020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将减少2934万。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把15-64岁人口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我们为什么选择15-59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呢？这是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从现行退休制度考虑。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其二是由于中国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特殊性。目前在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受教育年限从20岁的9年下降到60岁的6年。鉴于这两点原因，超过60岁的普通劳动者很难找到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将保持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例如，在2001-2011年的10年间，包括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就业，总共增加了约1.15亿。我们可以把这个数量及其变化看作是劳动力需求。从供求变化趋势来看，今后10年即使劳动力需求减半的话，也远远大于由劳动年龄人口决定的劳动力供给。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余年中，高速经济增长得益于劳动年龄结构优势带来的人口红利，即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与比重的提高，保证了劳动力要素的充分供给；其次，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有利于保持高储蓄率，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保障；再次，劳动力无限供给确保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使得投入型增长模式得以奏效；最后，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当人口因素发生根本性变化时，人口红利消失，上述经济增长源泉都会相应减弱。　　在劳动力供给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有较大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略微下降的设定下，我们可以估算出中国潜在增长率，在“十一五”时期平均10.5％的基础上，“十二五”期间将下降到7.2%，“十三五”期间则进一步下降到6.1%（图1）。值得注意的是，从“十一五”时期到“十二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和下降方式可谓陡峭，正是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根本性转折造成的。图1 估计的各时期GDP潜在增长率资料来源：蔡昉、陆旸《中国今后10年可以实现怎样的增长率？》，陈佳贵等主编《中国经济蓝皮书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二、中国社会可以承受较低增长率　　按照定义，潜在增长率就是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前提下，所能实现的正常经济增长速度。因此，只要实际增长率没有降低到潜在增长率以下，就不会出现周期性失业现象。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低于8%，却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　　如果我们从更加主动的立场出发，是不是需要对经济增长施加一些影响呢？换句话说，更快的增长速度是不是更好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实，如果说劳动力供求从而就业形势的缓解是一个好消息的话，其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给了我们一个大好机遇，可以藉此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如果人为改变这个符合规律的经济减速趋势的话，不仅意味着丢掉这个向中国经济再平衡大幅度趋近的大好时机，还会因错误的政策取向而导致经济增长欲速不达。　　在经济增长自然减速发生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会有一种倾向，雄心勃勃地试图超越潜在增长率。在学者来说，往往会提出关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各种建议，例如经常听到的是，城市化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带来的巨大需求。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也不乏能够抓住这些“新增长点”的政策手段，即可以引领大规模投资的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建议和手段都是着眼于扩大需求，然而，如果需求因素超越潜在增长率所需要的强度，则会造成各种扭曲，包括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偏离比较优势、通货膨胀乃至经济泡沫。那样的话，中国经济只能愈加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实际上，当前恰好具备利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改变不平衡需求结构的条件。在2001-2011年期间，三大需求因素对GDP年增长率的平均贡献，最终消费支出为4.5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为5.4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为0.56个百分点。我们来做一个粗略的假设，即让净出口贡献率为零（0.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贡献率减半（2.7个百分点），最终消费贡献率保持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则全部需求因素为7.2个百分点，恰好可以支撑我们估算的“十二五”期间潜在增长率。既然潜在增长率是以充分就业为前提，意味着保持这个速度不会伤害就业，也不会减慢居民收入和支出的增长，因此，假设最终消费需求稳定是合理的。由此可见，人为制造需求刺激不仅容易导致扭曲，而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三、未来的就业挑战依然严峻　　中国经济在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丧失了人口红利之后，逐渐从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相应地，劳动力市场也开始经历一个从二元结构向新古典类型的加快过渡，面临的就业矛盾越来越不是总量性的，而是结构性和摩擦性的。我们来讨论未来中国就业将不可回避的两个严峻挑战及其应对之策。　　首先，实现农民工劳动力供给的常态化。2011年，在由城镇户籍居民和农民工共同构成的全部城镇就业人员中，农民工所占比例已达35.2%，农民工进城就业对当年城镇就业增量的贡献率更高达65.4%。但是，由于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农民工这个决定性的劳动力供给却严重地缺乏稳定性。目前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1%，但是，拥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口比重仅为35%。这之间的缺口就是那些进入城市6个月以上，被统计为城市常住人口，同时却没有取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农民工居住地与户籍身份的这种不对称，使得他们的就业是不稳定的，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所接受的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不充分的。因此，这个城市劳动力的重要来源的供给是不充分、不稳定的。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三种类型的失业现象，分别为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由于后两种失业现象主要是因劳动力市场上技能、岗位、时间等方面的供求不匹配造成的，与宏观经济波动无关，所以也被称作自然失业。据估算，当前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水平大约为4.0%-4.1%，与近年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完全一致（图2）。我们又知道，城镇登记失业的统计对象仅为具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也就是说，本地劳动者仅仅承受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很显然，农民工成为周期性失业的惟一承受者。伴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民工返乡与民工荒反复交替出现的现象，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图2 农民工承受着周期性失业风险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都阳、陆旸《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及其含义》，《世界经济》2011年第4期　　其次，为产业结构调整积累人力资本。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调整将明显加速，并表现为就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以及从第二产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估算，劳动者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就业转向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1.3年；转向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就业，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4.2年；即便转向第三产业劳动密集型就业，也要求受教育水平提高0.5年。　　人口受教育年限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例如，即使伴随着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扩大招生，1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在1990-2000年期间仅仅从6.24年增加到7.56年，总共才增加1.32年。2010年人口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到8.9年，10年中也只增加了1.34年。　　因此，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是产业结构调整得以成功的关键之举，也是降低大学毕业生和青年就业群体免于未来自然失业冲击的人力资本屏障。在目前劳动力短缺、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之间工资趋同的条件下，对家庭特别是农村贫困家庭产生了一种受教育的负激励。虽然这些新生劳动力群体目前很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在产业结构大幅度升级之后，他们的人力资本将不能适应新的技能要求，那时将成为就业困难群体，经常性地遭受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困扰。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从二元经济发展到新古典增长的过渡时期，就业问题也要经历一系列政策关注点的转变，包括从依靠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岗位，到依靠完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就业服务治理自然失业，乃至借助稳定和扩大劳动力供给，以保持经济增长源泉。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就业比较充分，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劳动力市场条件。这时，需要充分利用难得的机遇，加快实现经济再平衡。与此同时，就业困难并没有消失，而只是转换了形态，即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就业岗位不足转变为不匹配的结构性和摩擦性问题，需要更新认识、改变政策取向、采用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方式予以应对。　　首先是实质性地加快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相关改革，创造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制度条件。劳动力短缺是新古典类型经济的典型特征，相应地诱致出资本密集型的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但是，中国的特点是未富先老，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并没有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获得比较优势，因此，面临着传统比较优势丧失过快的危险。好在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性潜力仍然巨大，可以作为一种后发优势加以利用。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以及相关的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取向的改革，可以挖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潜力，大幅度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最大限度地延续人口红利。　　其次是加大对教育和培训的公共投入，为产业结构调整积累必需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短缺乍现的一定时期中，劳动力市场表现为岗位充足，对技能要求降低的兴旺景象，对教育产生不利的激励效果。然而，在新古典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经常遭遇的结构性和摩擦性的就业困难，也恰恰主要产生于劳动者人力资本与市场需求的不相适应。人力资本的短期激励因素与长期需求之间的这种矛盾，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惟有政府出面，以改革和加大公共投入的方式予以解决。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供求关系失衡、教学质量降低，以及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都需要予以积极应对解决，但绝不能得出教育发展速度，包括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可以放缓的政策结论。英语原文 2013年1月30日登载 打印 寄稿／专栏 专栏文章 媒体寄稿 特集 经济产业杂志 研究员专页 特别企划 RIETI电子信息 交流 申请订阅电子信息 --> --> 研究内容 研究项目（2024-2028年度） 研究项目（2020-2023年度） 研究项目（2016-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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